798一座文化地标的兴起与变迁新华网客

来源:新京报

年8月15日，北京，工厂。管道林立的厂房内竖满了招牌。图/视觉中国

年7月24日，北京，雨后的艺术区街景。资料图片/视觉中国

改革物语

在靠近尤伦斯艺术中心的一棵树下，一个铁铸的牌子上写着“北京东京艺术工程B.T.A.P.”，这是第一块地域意义上的牌子。年北京东京艺术工程开幕的时候，由黄锐等艺术家筹资所立。

12月20日，韩冬正在对一件雕塑修理打磨，这是一件抽象艺术作品，兼具建筑、山体和骨骼的形态。这间20平方米的狭窄空间里，原子灰（一种雕塑用材料）散发着刺鼻的味道，韩冬戴着口罩，头被一件黑色羽绒服包裹着。

韩冬的工作室位于北京市艺术区D区中一街，在如今核心区域达30万平方米、容纳家机构的艺术区内，能亲眼看见艺术家创作场景的并不多。

“爬长城、吃烤鸭、逛”——年起，大批艺术家进驻，短短几年内，荒芜、边缘的大山子地区破旧的厂房被改造成一个个开放的当代艺术空间，变为驰名中外的艺术区、北京市城市文化地标之一。

经历了几年爆发式增长，成为北京画廊最密集区域。与此同时，以游客为主体的餐饮业和商业市场涌现，年客流量多万人，今年预计超过万，在很多人眼里，成了一个“打卡”网红观光区。

但在一些艺术家眼里，也在渐渐失去当年的味道，他们或选择离开，或改弦更张。

“就像一个‘市’，”艺术区管理委员会原书记张国华说，最早是自发的萌芽状态，适合艺术家创作，成了一个“市”之后就有市场规律发挥作用。

最早的房客之一、媒体人洪晃将的变化比喻为“窑变”——就像烧制瓷器一样，过程难以控制，结果也难以预判。

据物业方七星集团提供的数据，截至年11月，有文化艺术类机构家，创意设计类家（不含）、旅游服务类家，文化创意类占比七成以上，一年举办超过一千场艺术展览。

艺术创作的“乌托邦”

时间推回到16年前。

年10月12日，近千名观众走进，观看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的开幕展“北京浮世绘”。

在66岁的黄锐印象里，这是一次以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的城市为主题的展览。一群身材窈窕、穿着旗袍的年轻女子穿行在悬挂于空中的飘行服之间。在拱穹形旧工厂建筑里，摆放着12只巨大的眼球装置，门口，则摆着一个2米多高的装在铁笼子里的恐龙模型——这些都成为早期的流行标志。

黄锐是艺术区的创建者之一，第一位将旧厂房改造成个人工作室的独立艺术家。黄锐认为，的出现是个偶然。

“早春，晚上六点时分，一点微光从很脏的窗户里透出来，几个旧机器，弧线我特别喜欢，最美的曲线都是弧形的”——黄锐这样形容他与的初见，当时宋家庄、草场地已经形成了艺术家聚集区，黄锐一眼看中，“独有的包豪斯建筑风格，挑高的空间”。

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也改变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形态。黄锐首先发现的包豪斯建筑（20世纪20年代形成于德国的建筑派别），成为后来艺术区的一个显著符号，10多米的挑高，屋顶呈四分之一蛋壳状，一侧是朝北斜铺的玻璃窗，阳光倾泻直下，满足艺术家们对光线的需求。

在黄锐之前，已经有了第一批艺术家房客。年，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为了完成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群雕，以0.3元钱（每天每平方米）的低廉租金租用了两个近平方米的旧厂房作为雕塑车间。

“那时近似一片废墟，工厂里遗留着旧机器、窑炉，但对艺术家来说，却是最理想的创作空间。”著名雕塑家、时任央美雕塑系副主任的隋建国说。年后，隋建国在这里租下一间工作室，洪晃、刘索拉等人先后进驻。

所在区域的前身是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（厂），厂曾有过两次大的调整，年分为、、、等六个厂，年，其中五家工厂和厂重组，成立七星集团——目前的物业方。

由于产业规划调整，七星集团将部分产业迁出大院，生产缩减，大量厂房闲置，集团迫切需要空出的厂房能变成现金——出租，成了工厂自身造血的一条出路。

“年起大量艺术家来租房，最典型的是为了腾出空间，我们的库存从这个厂房转移到另一个厂房，一年内转了5次。”七星集团总裁王彦伶说，“可以说没有国企改制，就没有现在的艺术区。”

联合厂大院内没有门牌号，早期艺术家来看展，只能说到厂去，就这样从厂名变成地名，被呼唤和寻找，后来变成一个文化符号。

“北京郊区有不少艺术家，经常相约一起去看展。”行为艺术家何云昌说，适合的空间、低廉的价格，不少朋友便租房留了下来。

德国空白空间、意大利常青画廊等国际知名画廊也在那个时期入驻，随着北京公社、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等纷纷开幕，成了北京展览最密集的地方，也吸引更多艺术家进驻。

那时，艺术家们经常在一起办艺术沙龙，韩冬回忆，除了艺术品展览展示，还有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，非常热闹。

年，黄锐、徐勇等艺术家发起“再造”活动，在多个空间同时开展。至年，黄锐发起三届大山子艺术节，举办包括视觉艺术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行为艺术等展览，共有20多个艺术空间和工作室参加，十几万人参观，德国总理施罗德、法国文化部长德法贝、欧盟主席巴罗佐、著名影星苏菲·玛索等国际政要名流纷纷造访。

“到年左右，形成艺术的沸点。”艺术区管理委员会原书记张国华说，“艺术家们抱团聚在一起，成了一个艺术创作的‘乌托邦’。”

拆迁还是保护

12月下旬，艺术区内游人不多，一些游客在创意广场30米长的涂鸦墙前拍照，工厂时期的轮碾机被做成路标、石台，随处可见。锈迹斑斑的机器、钢管铁道、高高的烟囱与先锋艺术雕塑和画作共生，游客们穿梭于传统工业与现代艺术之间。

63岁的何小明16岁进入厂，先后在制银车间、供应处、仓库等部门工作，工厂改制后他成了厂的物业副经理。

何小明说，在年时，的出路更倾向于打造成一座电子城，就像另一个中关村。

黄锐记得，他在签租房合同时就被告知，的厂房未来都要拆掉，建成电子城。

“当时所有的租房合同到年12月份就再不往下租了。”王彦伶说。最初艺术家们和物业签署的租房合同都是短期的，有的是一年一签，有的是两年三年——大家都知道，说不定会在哪个时间被拆掉。

年，徐勇来到，他花了半年时间对租下的车间进行改造：用金属刷子把模糊了的“文革”标语刷漆复原，用高压水枪清洗墙面，两个废弃的陶瓷零件车间变成公共艺术空间——“时态空间”和“百年印象”。

对徐勇而言，“再造”不仅仅是对于厂房空间的改造，“可能会因为艺术的带动而发展起来。”徐勇说，这位曾拍摄《胡同像》的摄影艺术家有通过艺术手段保护文化资源的经验。

为了留住，艺术家们各寻蹊径。年，艺术家们委托北京市人大代表、雕塑家李象群向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递交《关于原联合厂地区建筑及文化产业保护议案》；黄锐找到当时的北京市政协委员陈东升，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提案发展文化产业；黄锐坦承，他发起的大山子艺术节，也有着扩大影响力，吸引公众和国内外媒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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